国民党的力行社，真是特务组织？为何被称为党中之党？一文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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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特务组织，然而细察其成立背景和存在形态，称它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准政党组织形态的“党中之党”也许更为贴切。

一、成立的背景

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它最初的发起宗旨即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其最早发起人为留日归国的黄埔毕业生滕杰。滕杰留学日本时，主攻政党政治，尤其着意于政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滕氏深切了解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要挽救中国时局，必须先从建党入手。他分析当时国民党的“内敌”一为地方军阀，一为共产党。前者非常脆弱，不难使其分化瓦解；而后者则截然不同。共产党不仅有武力，而且有主义、有组织、有策略，又有第三国际为依托，故不能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要对付共产党，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万能的党组织”。

滕杰宣称：

“我们如果不在组织效用上超越共党，则决不足以在行动上战胜共党；如果不求提高组织效用至于最高限度、则决不足以为革命之必竟全功作保证。”

在此种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7月因万宝山事件从日本回国后，即着于从事建党运动。他建议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力行社的另一位核心成员刘健群最初亦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以改造国民党，刘痛切地感到国民党的腐化、颓废、涣散和软弱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的长篇报告中，自称怀着爱党、爱领袖、爱同志、爱革命的立场，对国民党的组织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评。刘声言：

“现在我们的党，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仅是离开民众，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为民众所嫉视。”他认为这完全是国民党咎由自取，是国民党官僚化和资产化所致。

他举例说，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立法委员，在南京买了几百亩的地皮，那么他对于平均地权将抱持什么态度?

他说：

“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服极了的民众，他们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的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求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

刘健群还指出，不仅党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膈膜：

“现在本党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是找不着党；而党也是找不着党员，党对党员止于列名造册：党员对党，止于报名领证，做党官、吃党饭的党员，似乎还可以扣一点党费，此外连缴党费、贴印花都有时办不到。除了各级党部专门办党的人，简单些说.就是替党的机关办理公文的党员之外，其余的党员，都不外是和有权力的私人发生关系、寻求自己的生活”。

刘还称，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党的领袖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忠实的党员：

“当领袖的，似乎只要他能够喊几声拥护自己的口号，便确是忠实的同志、纵令其人对于社会为非作歹，也都在不闻不问之列”。而党员与党员之间，虽号称“同志”，却没有真正的同志关系，只有同学、同乡等种种封建的结合。“

刘在分析了国民党组织的种种弊端之后，进一步提出救济和整理国民党的药方。他认为像“二陈”兄弟那样仅举办党员总登记根本解决不了国民党的问题。而改组派、再造派也只见有改组再造的主张，而不见有改组再造的具体办法。他声称，“党的纠纷，党的无能，党的腐化，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办法不良，制度不善，内容不充实的问题”。他认为国民党的现状“清理无从清理，登记无从登记，名存实亡，有党等于无党。最好的办法是根本改造，重新做起”。

刘健群所设计的新组织、是一个具有自主性政党形态的组织，其设计理路与滕杰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均是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力行社的成立，虽没有采用刘健群所设想的“布衣团”或“蓝衣社“之类的名称，但其纠织模式显然是滕杰和刘健群等人“党内组党”构想付诸实践的结果。

滕杰和刘健群的“党内组党”计划，显然违背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从大革命后期起，蒋介石即对国民党松地涣散的党机器怀有不良印象。即使在清党反共之际，他也坦然承认国民党的组织机能远不如共产党，并主张国民党应该师共产党组织之长技，认为“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其至由此面招致改组派的攻击。

二、国民党组织的日趋腐化

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

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党务一度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控。其后，蒋介石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托付给他最为信任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希望二陈兄弟能将国民党的组织振刷一新。

二陈兄弟受任后，对国民党的党务组织作过一番清理整顿工作，如重新安排国民党各省市人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等。但这些措施主要着眼于排斥异己，扩充自身派系势力，在国民党党务革新和组织改进方面并无积极举措。

在应付国民党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二陈主导下的党机器依然显得疲软无力。在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严词谴责“党部人员之藉党营私，受人诟病，予人民以最深刻之不良印象”。

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改组派与西山派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因胡汉民而起的“汤山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反蒋政潮，并导致宁粤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内争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后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民族情绪令蒋介石深感困扰。

蒋将学生运动归因于擅长“运动民众”的共产党所主导。这是他最为恐惧的。当学生运动一起，蒋就谴责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而对二陈兄弟的办党业绩感到不满。

如1931年12月2日蒋在接见北平等地学生请愿团后的日记中写道：

“(学生)无理取闹，殊为可怜。国事泯棼，教育破产，未知党部所为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惑，反动派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当之疚，而于他人乎何尤!”

蒋感慨“用人不当”，显然是指贵二陈兄弟办党不力。12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道：

“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无法解铃，反助长之。”

蒋将学生运动归咎于国民党党部“无法解铃”，亦表明他对二陈掌控下的党机器感到失望。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被迫下野。

下野后，蒋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和“无人扶翼”，又是导致“不能自主”的要因。表明蒋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其对蒋个人的忠诚怀有疑虑。

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恰当此时，以滕杰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这和蒋的意图自然不谋而合。1932年3月，“三民主义力行社”在蒋介石的亲自主持下正式成立。

三、力行社的组织

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

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 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顶层的力行社和中层的革命同志会均各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中央设总社，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中华复兴社”自身没有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

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大约仅有300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或称近达50万。

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采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员提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再由革命同志会会员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流动；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

力行社从发起宗旨，到组织形态，均显示出是一个庞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准政党团体。力行社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其触角几平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陈腐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

近50万人的规模更是战前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所无法比拟的。

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据1937年1月的统计，总计亦不过165万人，其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占101万，海外党员约占11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53万人，也就是说，战前力行社的规模几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当。

两部分成员并非是重叠的。力行社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力行社的组织规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个自主性和组织力均很强健的，堪与国民党党机器相抗衡的准政党组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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