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西昌行辕始末

引子

＊本文原作者刘元瑄。

刘元瑄1911年－1996年，字俊琳。男，汉族，1911年8月生，四川大邑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毕业。1927年陆军第24军军事政治学校毕业，任国民党军第24军叙永护商队少校队长、中校大队长。1928年8月任第24军2师6旅18团中校营长。1931年3月任第18团上校团长。1933年12月任川康边防军第6师13混成旅少将旅长。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1期学习。1935年10月任第24军136师2旅少将旅长。1937年8月任第408旅少将旅长。1938年3月带职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学习。1939年10月晋任为陆军少将。1940年4月陆大毕业，任第24军独立旅旅长。1944年10月任第136师师长。1945年10月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获颁胜利勋章。1946年8月任第136旅旅长。1947年7月代理整编第24师中将师长。1948年10月任第24军中将代理军长。创办《新康报》、《西方日报》，任董事长。1949年12月9日随叔父刘文辉在四川雅安起义。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副军长。1952年7月任西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转业，任西康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西康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西康省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1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体委副主任。1983年4月任政协四川省副主席。1953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6年3月任民革中央常委。1984年4月任民革四川省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92年7月任民革四川省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1996年2月29日在四川成都逝世。

正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蒋介石在西昌设立“委员长西昌行辕”，直到1950年西昌解放，共有12个年头。究竟西昌行辕（以下简称行辕）为什么设立？其目的何在？它在这个期间干了些什么？它同当时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关系如何？现在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

一、西昌行辕的设立

1928年和1929年，刘文辉与唐生智等联名先后两次通电反对蒋介石，从此蒋视刘为仇敌，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但当时蒋对四川还鞭长莫及，只好在四川军阀当中，施展其挑拨离间的伎俩，终于成功地挑起了四川的二刘（刘文辉与刘湘）之战，刘文辉失败，退驻川边一隅（即今凉山甘孜两州）。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川边，刘采取保存实力的办法，部队未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去后.仍驻原地。经数年钻营，中央允许，于1939年1月正式成立西康省。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两年南京失陷，首都迁到重庆。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以建设抗日根据地为由，提出要在西昌设立行辕。并散布说，如果日军继续进攻，重庆不守，首都则迁西昌，继续领导抗战。谁都知道，如果重庆不守，蒋介石政权还能继续存在吗？显然这是欺人之谈。其主要目的是蒋介石对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刘湘、邓锡侯等人不放心。但在抗战期间，他又无可奈何。只好利用在抗战的大目标下实现表面上的团结，在川、滇、康适当地方打下楔子，进而达到他消灭地方势力的阴谋。西昌地处三省中心，实为一理想之地。当时西康初建省，刘文辉正欲凭此地盘，创造条件巩固自己的地位。设立行辕问题提出以后，刘考虑如应允，以蒋介石的为人和一贯作法，及过去的裂痕，则西康从此多事矣；若不应允，涉及抗战大事，又怎能负得起阻挠之名。而且西康刚刚被批准建省，从“投桃报季”来说，也应有所表现，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在西昌建立行辕。同时，也提出一些条件，如不驻兵，不干预地方行政。对行辕的主持人也经过反复磋商确定。就这样西昌行辕在1939年2月建立起来了。

二、西昌行辕人事安排及刘文辉的对策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阴谋，在行辕的人事安排上，精心选择了善于应付投机，与刘文辉有一定关系的张笃伦任主任。张是刘文辉的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在二十四军极盛时，曾一度任刘的驻武汉代表。张在西昌，随时都对地方军政人员宣称他是刘主席的老部下，以此来笼络、迷惑地方军政人员。行辕机构庞大，设立了四个组，一个政治部。第一组组长程冠珊管军事；第二组组长王水南管经济；第三组组长王水南、徐远举管情报；第四组组长耿季剑管总务；政治部主任张敦品，管宣传教育。1946年张笃伦调任重庆市长，蒋介石派贺国光接任行辕主任，1947年改行辕为西昌警备司令部，仍由贺国光任司令，而权力更扩大了。刘文辉针对行辕的情况，1939年7月也在西昌设立相应的机构。在行政上当时没有专区的设置，就设立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代表西康省政府行使职权，由刘自兼主任委员，下设垦务处，边务处、总务处，以杜履谦任秘书长，具体主持工作，因杜与张笃伦有一定的私交，故以他来应付张笃伦。在军事上，设立二十四军行营于西昌，委杨学端为行营参谋长负责工作。杨是西昌人，得以笼络地方人士；杨又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应付较为复杂的环境。在兵力上，张笃伦去西昌带了一个特务营。二十四军驻一个旅，其中西昌驻一个团，其余分驻在宁属各县，并任邓秀廷为靖边司令，以统率彝族武装。双方在武力方面的情况，下文特作叙述。

三、蒋刘在西昌的斗争开始了

张笃伦初到西昌，口口声声宣称他是为了建设抗战根据地，协助刘主席建设西康而来的。实际上他常以蒋介石的名义，对地方施加高压，企图压地方军政进入他的反动轨道。另一方面，他派遣大批特务人员深入各县，作拉拢地方绅士的工作，大肆挑拨离间。并插手靖边司令部，以图掌握地方武力，挖地方的墙脚。在舆论上，创办《宁远报》，对地方军政作不利的宣传，大量制造舆论。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同他口里讲的完全相反。针对这一些情况，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行政上，加强对县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县长人选必须以可靠的人充任。所谓可靠，就是要对地方忠诚，这是首要的一条；然后是要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应付复杂的斗争环境，而又能掌握地方人士。在部队里，则加强思想工作，使中央派来的政工人员不起作用，部队的一切，必须掌握在部队首长手中，决不让政工人员插手（使他们成为“摆设”）。在彝务方面，则对邓秀廷加强拉拢工作。同时尽力培植彝人方面的可靠势力。在舆论上，地方也办一个报纸，与其针锋相对。总之，在各个方面，相互斗争都是很激烈的。当然，斗争是有起伏的，有时激烈，有时缓和，但总是没有停止过的。在表面上，行辕处长以上人员与地方军政负责人来往也很密切，这种来往，有时只商谈公事，有时是私人交往，也经常彼此请客送礼；但在宴会席上，在谈笑之间，都是在进行斗争的。而斗争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当时我任二十四军的旅长、师长，因而与行辕的斗争，我就必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这场斗争，最后是以西昌行辕的覆灭,我们走上了人民革命的道路而告终的。

四、具体斗争的几个方面

1.舆论方面的斗争。前文说过，西昌行辕建立以后，随即办了一个报纸《宁远报》。该报除刊载中央社发的消息、宣传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外，对抗战的真实情况尽力掩饰，如把国民党军队的失败竟说成是胜利；对共产党的抗战，则尽情歪曲。其地方版经常刊载一些对地方不利的消息，对地方行政各项措施，竭尽诬蔑之能事，并制造各种舆论来挑拨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惟恐天下不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很被动，于是也提出办报的建议，得到屯委会杜履谦和二十四军行营杨学端等的支持，当即由许成章（旅部的秘书）专程到成都购买了旧印刷机一部运回西昌，并授权他聘请编辑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的《新康报》创刊了。《新康报》的编辑方针是：宣传抗战的真实情况及地方的方针政策。也针对《宁远报》刊载的某些消息和文章进行驳斥还击，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一来，《宁远报》对地方的攻击收敛了一些。由于《新康报》经常报道一些真实消息与《新华日报》的消息相同，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报馆有共产党”等这类舆论。甚至有关方面宣称要逮捕报馆的某某人。于是我们派武装兵进驻报馆，以保卫报馆人员的安全。行辕看到这样的情况，怕事态扩大，也就不了了之。而报纸仍然照原定方针编辑。行辕又采用另一种方式，就是用高压办法来对付我们。有一次内政部致电西康省政府，谓《新康报》的刘元瑄、许成章系共产党，命省政府查处。省政府转来电报，我们以一笑置之，未予答复。总之，行辕对《新康报》恨之入骨，必欲消灭而后快。我于1947年调离西昌，《新康报》许多人也要离开，《新康报》乃停刊，这是行辕梦寐以求的事，他们兴高采烈地欢送我们离开西昌。我们想：“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新康报》的停刊，不等于和你们斗争的结束，你们不好过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2.对特务的斗争。蒋介石统治时期，他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实行法西斯统治，即使他的势力还未达到的地方，秘密特务也是渗透到各个方面，更何况在这正式建立了行辕的西昌。行辕的第三处，就是设在西昌的特务首脑机关，除了归行辕节制外，还受其上级（重庆行营第二处）直接指挥。西昌行辕建立后，除了公开的特务以外，还隐蔽地以各种身份渗透到各县的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和地方势力等方面，当时各县的三青团组织也都为他们所掌握。他们的作法是，收集地方军、政各方面的情报，每每捕风捉影，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地方上土豪恶霸，则委以各种名义，如顾问，参事等，并送枪送弹，尽力拉拢，以阻挠地方政令的推行。对不愿为其所用的人，动辄给戴上红帽子。他们这种作法，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但又无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管，那地方就有被他们掌握的危险，这从地方的利害而言，关系到生存的问题，因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一方面由杜履谦直接向张笃伦提出，他的人员在各地干预地方行政事务，使政令难于推行，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对行政工作人员的控制，办法是科长以上人员，必须是由在省训、县训受过训的人担任；即使科员以下，也要尽量用可靠人员，各级领导人对其所用的人要绝对负责，以避免特务渗入。同时，我们还利用哥老会组织来收集行辕的情报，并相机打击特务。当然哥老会组织是较为松散的，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与特务组织相比，但用制造谣言和不正当手段打击特务，也收到一定效果。另外还用金钱收买特务，如行辕第二处的某秘书，在《新康报》印刷所主任杨仲的策划下，曾被我们收买，杨还在深夜里带他来见过我。这个人以后一段时间，经常供给我们一些行辕上报的关于我们的情报，使我们能及时采取对策。1943年屯委会改组，由李万华任付主任委员来西昌主持工作。我们共商对行辕的策略，特别是对付其特务的办法。我们决定组织一个秘密组织“乾社”，其纲领就是拥护刘文辉建设西康的一切政策，吸收忠于地方事业的人参加。这个组织的骨干是伍柳村、许成章、萧绍成等。先后吸收了几十人参加。后又组织一个“民治竞竞社”，作为“乾社”的外围，骨干是伍柳村，唐会昌等（唐当时是《新康报》的主笔，政治上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民治竞竟社”的纲领，是按照民盟的纲领拟定的。先后也吸收了几十个人。这两个组织，主要是为了对付行辕的特务而成立的。所接收的人，都利用我们的权位安插到各个方面负主要责任。不两年李万华离开西昌，我也相继调离西昌，这两个组织就停止了行动。总之，蒋介石的特务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也防不胜防，但又不能不防。在防特务的问题上，我们下了很大力气，想尽了我们能用的办法。虽然我们在某些领域曾吃了特务的亏，但在某些时候，特务在我们的严密防守之下，也不能为所欲为，甚至有时还有所收敛。这可以说是我们的胜利。

3.少数民族方面。宁属地区的每一个县都是汉彝杂处，彝族占大多数。历来在西昌地区的统治者，都以掌握彝人的程度如何来衡量其统治的稳固程度，西昌行辕深知这一点。行辕建立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耍了不少花招，首先，他们竭力拉拢邓秀廷，邓是多年来宁属当局培植的彝族统治者，划宁归康后，刘文辉委邓为二十四军靖边司令辖彝兵两个团，平时只有极少的彝兵，有事时再召集起来。邓的治彝手段极为毒辣，他的办法是用枪杆、银两收买彝人，对不服从他的彝人头目进行暗杀甚至杀其全家，并勒令迁移其支属，因而彝人一般都怕他，不得不听他的指挥调遣。行辕建立后，为了挖地方墙脚，采取各种手段来拉拢邓，送枪送弹，派员帮邓训练部队等，甚至张笃伦和邓打儿女亲家。我们则利用军队系统，派了谢毅东任邓的参谋长，专门做邓的向心工作。另外对彝人则制定“三化”政策，在彝族大部地区设立行政组织（政治指导区），作为推行“三化”政策的基层组织，开办彝人子弟校，吸收彝族学生，使其归向政府。由于多年来宁属的历代统治者对彝族都是用武力镇压，现在改变了过去的办法，深受彝族人民的欢迎。不数年间，宁属各县彝族大都归向政府，特别是接近汉区的彝族更是如此。虽然在有些地区也有一些汉彝纠

纷，但总的来说，是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汉彝相安的局面。行辕对此当然是不愿意的，遂派遣特务对一些彝人进行收买，唆使这些人以各种借口制造事端，以破坏政令的推行，如普雄事件，盐源事件，会理事件等，但均为我们用各种手段平息下去，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在1943年，行辕指使越西县的所谓士绅屡次呈文西康省政府、行辕、屯委会，谓普雄彝人骚扰地方，为患甚烈，民不聊生，请求派兵剿办。行辕据此向省政府、屯委会提出：普雄彝人猖獗，地方人民请求剿办，希望地方派兵剿办，如果地方无力剿办，行辕愿承担此任。当时我们考虑，如果我们去办，则军力、财力，地方都难以负担。如果由行辕来办，那第一，他可以藉此增派军队来西昌（那时行辕已有一团另一营部队在西昌），那以后更难于应付。第二，行辕一干预此事，就必然对地方的彝务政策有所干扰，而且征粮征兵，又须加重地方负担。第三，包办好了，这些彝人的力量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更能阻碍我们推行政令。权衡利害，于是我们承担了这个责任。经过草率准备，于1945年5月，由我率领两个营及一些彝兵对普雄彝人进兵，到达普雄边缘，经过约一月的战斗，由于地势险要，加以粮食补给困难，结果以我们的失败而退出普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到西昌指挥解决龙云的军事，特别召见了我，询问了普雄剿彝的情况，要我负责继续剿办，并允派部队及飞机助战。于是我又率领我们部队的一个团，行辕派一个团以及一些彝兵第二次进兵普雄。行辕并派一架战斗机助战。又经过约一月的战斗，仍不能进至普雄中心地带，最后被迫以讲和而告终。所谓“普雄剿匪”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它是行辕企图插手彝务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放弃彝务大权的结果。

4.在军事方面。谁有力量（军队）谁就能控制地方，就能掌握政权，我们懂得这一点，张笃伦更懂得这一点。在行辕成立时，张笃伦即向刘文辉提出，中央要在西昌驻军队（一个旅），刘不同意，理由是西昌地区苦寒，不宜于驻多的军队。并向他说，“二十四军部队，你也可以指挥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只同意他带一个特务营来西昌。以后以各种借口增加到一个团和一个补训处（两团）。我们则除邓秀廷靖边司令部的两个团外，驻兵两个团，分驻在西昌，会理各县，西昌经常驻两个营和一些旅的直属部队。另外地方行政系统指挥的还有各县的国民兵团，每县数十人至百人不等。以后逐步在彝族地区建立一些武装，属政治指导区指挥，这些武装武器装备不好，训练也差，不过是凑凑数而已。所以从数字上看数量虽多，行辕是看不起我们的。但也不甘心我们在数字上占优势，一方面尽力拉拢地方土劣，以增强他的力量，一方面尽量给地方制造事端，使地方部队疲于奔命，藉以削弱地方力量。双方部队在西昌的不算多，但在这方面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双方互相警戒，以至互相开枪射击的事常有发生。如一次《新康报》报导了一条什么消息，惹怒了行辕，它就宣称报馆内有某某是共产党，要派人逮捕。于是我们派出武装部队到报馆进行保卫，彻夜警戒，因报馆距行辕较近，与它派出的警戒互相距离约百米，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经调解，并由行辕保证不逮捕人始告平息。又如有一次，西昌团管区向我们借了二、三支部队不用的坏枪到乡下执行任务，同行辕特务营部队发生了纠纷，互相开枪射击，把该特务营营长当场打死，行辕第一组组长程冠珊来找我谈这件事情，我向他说，团管区没有枪，它向我们借了几支破枪去执行任务，我们那样的破枪还能打死人吗？程说：“老兄不要开玩笑了，谈正经事。”他们要求惩办凶手。我说：“开枪是互相开枪，都有不是，而且几十个人，究竟是谁打死的，也无法查清；即使查出来，已经冤枉死了人，何必还要冤枉再死人？”经过多次磋商，决定请求把团管区司令调职了事。总之，当时在西昌的军事斗争是较为激烈而且表面化了的，因为双方都想在军事上取得优势。我们则利用行辕不敢把事情扩大的心理，而先声夺人，处处采取强硬态度。后来行辕部队虽有所增加，在西昌地方看来。我们处于劣势地位，但主动权还是操在我们手里。

五、西昌行辕的覆灭

1949年，解放战争进展神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即将垮台，这是当时稍有脑子的人都看得清楚的。但反动派是不甘心死亡的，贺国光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调胡宗南的两营部队，用飞机运到西昌，以加强他在西昌的力量。二十四军驻西昌的伍培英师长在11月间来到成都向刘文辉请示。在几个月前，伍曾利用贺国光的参谋长王孟雄，作了贺国光的策反工作。伍本人也先后几次亲自同贺谈及今后起义的问题。贺在言谈间虽对蒋怀有浓厚情义，但也感到局势不可扭转，对前途感到忧虑，表示愿意跟着刘主席（文辉）走起义道路。伍到成都，我们分析情况，认为贺起义是有可能的，就决定争取贺国光一同起义。并嘱伍不要过早调动军队，以免引起贺的误会。伍遂立即飞返西昌，当即找贺国光谈当前局势，并请他考虑今后办法。贺坚决表示，大局已无望，今后定与刘主席合作，另谋出路；但始终不提具体办法。伍并请贺作胡宗南部队的策反工作，贺亦应允。一直到12月10日上午，伍得知刘文辉已于7日离开成都，晚9时许，又获悉刘、邓、潘起义消息，感到事已紧迫，除了布置内部事务外，乃派曹良璧去贺国光处，告以刘主席已起义，应该是提出具体办法，共同行动的时候了。贺仍表示同意和平解放，共同起义。又说具体办法等考虑后再行商量。后曹去催促，贺仍说在考虑。这个时候，伍才怀疑贺的诚意。除了积极准备应付事变外，12日上午，乃动员地方人士代表前去要求贺国光响应刘主席和平解放全西康的倡议，促其早下决心。贺也答应起义，并说与伍商量过。这时，贺打电话给在成都的顾祝同，向他询问刘文辉起义的事，顾答以没有此事。伍又派曹良璧前往催促。贺对曹说：“此事很大，还要好好考虑”。伍感到其中有变：起义一事早已商得贺的同意，今天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还表现犹豫，究竟贺是存的什么心？又派曹去探明究竟。并向贺提出：现在双方军队都警戒起来了，如果发生冲突，西昌人民必然遭殃，这是不应该的。要贺早下决心。同时提出一个过渡办法，即二十四军部队撤到飞机场以北，避免接触，等贺考虑。如果考虑决定要起义，那我们共同行动；如果他要给蒋介石殉葬，那我们再在军事上较量。贺当时同意这个办法。并指定他的参谋处长程冠珊与伍的参谋长叶大章同商部队撤离办法。商定伍的部队于13日拂晓开始撤出。但就在这个时候，警备部及胡宗南的部队已对我驻西昌部队及警卫机场的部队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并得到情报说，他们将于当晚12时向我发动进攻。伍遂决定我部入夜后即行撤离。天黑开始行动，由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安全撤到了距西昌约20多里的地方，未被敌发觉。果然，晚12时敌人即开始向我各部队进攻了，我留后的少量部队稍事抵抗即撤退。敌进攻后发觉我部早已撤离，乃调集十几辆卡车运部队追赶我军，在礼州附近赶上了我部，发生了激战，敌军大部源源赶上，我军伤亡甚众。伍率部途经泸沽、冕宁撤出宁属，开到富林，加强乐西路上其木厂附近的防务。

贺国光坚持反动，不惜背信弃义，我部撤离后，他大肆逮捕二十四军留在西昌的有关人员，用威胁利诱各种方式，使有些人走上了他的反动道路，上了他的当。同时报告在台湾的蒋介石，邀功请赏。蒋介石在下令对刘文辉撤职通缉的同时，委任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并任命大批官吏（省府委员，厅长等），贺国光迫不及待地表演了就职典礼，在会上，他表示对蒋介石效忠、誓死抵抗解放军的决心，大有扭转乾坤之慨。可是“好景”不长，1950年2月中旬，进入云南的解放军派出一部北进西康，向西昌前进，进入西康雅安的解放军也派出一部南进西昌，对西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贺国光在就职时的豪言壮语，立刻烟消云散了。在解放军到达西昌前两小时，他和胡宗南少数几个人乘坐一架飞机逃跑了，结束了蒋介石西昌行辕将近12年的丑恶表演，结束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西昌行辕从建立到覆灭将近12年，这12年是蒋、刘斗争的12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12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给地方带来了骚乱。这就是蒋介石以建设抗战根据地为名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自我暴露。

资料来源：

《四川文史资料选粹》第二卷政治军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