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宠臣噶礼一生“机关算尽”终将一场空

大清康熙宠臣噶礼一生“机关算尽”终将一场空

噶礼（?-1714），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其四世祖何和礼是清朝的开国功臣。噶礼靠着祖上的恩荫走上仕途，康熙时由荫生“接吏部主事再迁郎中”。荫生是指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监生资格，实际上只需经过一次考试，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官职。据记载，噶礼的生母是康熙皇帝小时的乳母，噶礼与康熙帝乃是由同一位母亲的乳汁喂养长大的。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在噶礼的仕途发展与人生经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康熙三十五年（1696），新疆噶尔丹部叛乱，边疆告急，康熙皇帝率大军御驾亲征。路途遥远，粮草成了胜败的关键因素。正当康熙大军被困于大草原之时，噶礼与时任左都御史的于成龙一起负责督运粮草。噶礼指挥有方，行动迅捷，“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解了大军粮草之困，立下大功。康熙帝对其大加赞赏，加上“召对当上意”，不久噶礼就被擢升为盛京的户部理事。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噶礼“三迁授内阁学士”。

康熙三十八年（1699）,噶礼升任山西巡抚，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清史稿》中记载，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他的勤劳、机敏正是康熙帝所看重的地方，是可以任之以事的能吏。“然贪甚，纵吏虐民”，当上地方大员的噶礼逐渐暴露出贪暴的本性。

山西地瘠民穷，自然条件极差，明末以来又是战乱的主要战场之一，百姓生活非常艰难。清朝建立后，当是休养生息之时，但山西的地方官员却大肆贪污搜刮，弄得民怨沸腾。康熙前期，在山西已经惩处了不少贪官。康熙帝此时任命“勤敏能治事”的噶礼为山西巡抚，也是希望他能造福一方，稳固大清朝的统治。当时山西并没有设总督一职，身为巡抚的噶礼是山西行政长官之首，独掌军政大权。

噶礼到任之后，对于前几任官员覆辙的教训丝毫不在意，仍肆行贪污，“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勘”。上任之初，不少州县的官员向噶礼报告说国库亏空严重，请求加收火耗以弥补。征收火耗，明目虽然不大，但却是对百姓的一种盘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火耗入地方支出，方便很多官员从中渔利，造成贪污腐败泛滥。雍正朝时，曾有火耗归公的治贪之举。有下级请求，噶礼便顺水推舟，以弥补国库亏空为名，在全省的钱粮征收中加收火耗，比例达到十分之二，这也大大超出了旧例。所得款项，除一部分用于补偿大同（今山西大同市）、临汾（今山西临汾市）等县的亏空之外，余下的全部流入了噶礼私囊中，共得赃银四十多万两。

当时，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市）缺员。噶礼在收受好处之后，便上书力荐时任霍州（今山西霍州市）知州的李绍祖，得到了吏部的认同。但是不巧的是，李绍祖也许是因为即将得到升迁太过高兴，竟然在一次酒醉之后耍酒疯自杀身亡了。按照清廷例律，必须上报朝廷，验证之后才能办理丧事。但是，噶礼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举荐不当之罪，怕受责罚，迟迟不予上报。后来遭人弹劾，九卿公议要求夺去噶礼的官职。但是，康熙帝觉得他还有些才干，或者也是冲着乳母的情分上，下令宽免其罪。

噶礼侥幸躲过一劫之后，却没有丝毫收敛之意，继续大肆贪污受贿，并纵容包庇下属搜刮民众，自己则从中渔利。时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知府的赵凤诏，摸准了噶礼这一阴暗心理，便放胆搜刮民脂民膏，所得财物一半送给了噶礼，一半留给自己。在噶礼的纵容下，像赵知府这样的贪官大批涌现，而噶礼则不闻不问，任其欺压百姓，自己则坐收贿赂，一副“坐等钱来”的嘴脸。

噶礼在大肆贪污受贿的同时，还“以修解州等庙宇为名，用巡抚印簿向全省摊派勒捐银两，名为捐助，大部由他贪污归己”。修建庙宇，名义上非常好听，但层层下达指标，下属州县官吏如果完不成的话就要受到责罚，而受苦的却都是老百姓。不认捐不行，认了不捐更不行，有些人就因为认了捐却捐不起而投河自尽。这些还意犹未尽，噶礼又盯上了富商大贾，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多揩油。噶礼派出自己的家仆，到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市）、潞安（今山西省长治市）三府，向经商致富的富户勒索银两，名为“富户馈送银两”。而他自己从不出面，仅仅是口头布置。这些商户迫于威势，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一次，介休县（今山西省介休市）有两个奸商亢时鼎、梁湄，因为违法经营被人告发。审案时，噶礼将其违法所得全部收入了自己的腰包，然后在收受了二人大量贿赂之后，将他们释放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二月，四川道监察御史刘若鼐上疏参劾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余万”，并弹劾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噶礼心腹，专用酷刑，以济贪壑”。康熙帝命噶礼回奏应答。噶礼百般狡辩，称刘若鼐所参“贪虐各款，尽属诬陷”。康熙帝对此竟是不了了之，既没有责罚噶礼，也没有处分刘若鼐。这说明康熙还是有意放过噶礼，或者说不希望追查到底惩治噶礼。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七月，深受压榨的山西百姓为求生存，推举郭明奇等到京城控告噶礼等人的罪状。他们找到了京城巡城御史袁桥。袁桥据实上疏，再次参列噶礼贪污受贿的种种劣迹，并将郭明奇等人的联名诉状附在了自己奏折之后。他们控告噶礼：一是全山西省的公粮银两一律加征火耗十分之二，除分补大同、临汾等县亏空银两外，余银四十余万两全被噶礼贪污归己；二是以修解州等庙宇为名，用巡抚印簿向全省摊派勒捐银两，名为捐助，大部分由他贪污归己；三是纵令家伶到平阳、汾州、潞安三府富民大户勒索银两，名为富民馈送银两；四是纵令汾州同知马遴贪赃，从中分肥；五是临汾、介休二县的巨富亢时鼎、梁两家诉讼，噶礼等从中收受贿赂赃银；六是收受知县杜连登贿赂，许愿提升杜连登的官职，并应许杜连登若因贪赃被人告发，一定给以周全包庇保护；七是平定州雹灾，隐瞒不报。

噶礼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奸诈之徒，善于诌上取容。这时已有其心腹数人给皇帝和吏部分别报告，声称噶礼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受人民爱戴，然刁徒恶棍都将噶礼视为仇敌云云，妄图使朝廷真假难分，善恶相混。皇帝把告发噶礼的奏章和诉状批交噶礼答复。噶礼一一驳斥，把早已编好的一套鬼话禀告皇帝，貌似憨直鲁莽，实为狡诈。同时，噶礼唆使山西学政邹士骢伪造太原吏民上请保留噶礼原职的请愿书，列举噶礼在山西的种种“政绩”，妄图借力民心，为自己的仕途保驾护航。

“请愿书”一事发生之后，御史蔡珍即上疏弹劾邹士骢，指出其作假之处和不良用心，“袁桥的上疏仅仅过了两天，太原士绅百姓即上疏请愿，动作之快令人起疑。噶礼与邹士骢同在太原，如其不知道这一情况就是糊涂，知道而不阻止就是刻意以此馅媚。”要求把二人交由刑部治罪。

噶礼在向皇帝的复奏报告中说，平遥（今山西省平遥县）郭明奇等多次犯事，跑到京师诬告，这次他又诬告我。“御史袁桥、蔡珍真伪不辨，是非不分，列参我的各条，并无证据”。噶礼的这个复奏报告是经过多个心腹密谋并列举所编造、收买的伪证而上报的，并多方散布。太原城内，一时沸沸扬扬，噶礼贪污受赃各款，竟有人在街头巷尾传说并无其事。

康熙将噶礼的这个奏折批交大臣们议处。郭明奇竟被刑部治罪，袁桥、蔡珍以诬告罪被革职。噶礼其人实在狡诈，贪污诸事他都交由手下办理，事事不留把柄，令弹劾他的官员竟然抓不到证据，反成诬告而被下狱。不过经此之后，康熙帝对噶礼的认识已经有所转变了，最起码康熙帝也知其虽然是一能吏，但并不是一个清官。

康熙四十八年（1709）,噶礼被调任户部侍郎，随即又升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在当时清朝的封疆大吏中是最为显赫的要职，是正一品大员。噶礼已经进入了清朝的核心统治阶层，达到了他仕途的巅峰。两江之地是清帝国最为富庶的区域，在山西就已经贪钱成性的噶礼，升任两江总督后更是乐不可支，准备大捞一把了。

噶礼虽然是两江第一大官，但在政府的体制下他还不能肆意妄为。为了能够便于贪污受贿，噶礼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势力圈，培植对自己忠心的下属。上任之初，他就连续上疏弹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使这些人都先后被罢官，引起了政坛震动。噶礼排挤不听自己话的人，打击清正廉洁的官员，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运用各种手段贪污敛财。

噶礼升任两江总督的同一年，素称“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也调任江苏巡抚接替遭噶礼弹劾的于准。为官清廉的张伯行到任之后就与噶礼多有不合，噶礼怀恨在心。

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江南乡试舞弊案”。是年的主考官为左必蕃和赵晋。噶礼与盐商勾结，收受贿赂十多万两之后，买通了左、赵二人，多取了许多盐商子弟。发榜之后，舆论哗然。乡试关系到千余名考生的仕途前程，他们怒不可遏，齐集于夫子庙前。

夫子庙位于秦淮河北岸。又称“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文人聚会之处，而乡试的考场贡院就在夫子庙的旁边。考生们在夫子庙集合之后，抬着五路财神像进了学宫，周游一圈，意指考场成了生意场，只要一掷千金，不用寒窗苦读亦可金榜题名。有考生作一副对联，联语“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左、赵正副主考官胆大包天，公然舞弊。“贡院”的匾额也被人改成了“卖完”。一时间整个江南被闹得沸沸扬扬，无法收场。

事发之后，噶礼逮捕了为首的几名士子，妄图平息事态。但张伯行却上疏反映此次乡试中的不法行为，言说正副主考官私通考生，取人不当。此事一出，震动全国，康熙帝的面子再也挂不住了，怒而下令彻查此案，必将涉案人员严惩不贷，并派尚书张鹏翮前往扬州，会同噶礼与张伯行调查、审理此案。

通过审理，得到了左、赵二人的供词，两人的供词中均涉及到了噶礼。心虚的噶礼不想再审下去，而张伯行则坚持要一查到底。噶礼恼羞成怒，在审案中对证人动用酷刑，欲杀人灭口，毁灭证据。张伯行见噶礼用心不良，停止了对案子的审理，同时上疏弹劾噶礼的种种不法，要求严惩。噶礼是极为狡诈之人，朝中耳目众多，得知张伯行上疏参劾他后，急忙上疏弹劾张伯行办案不力，诬陷上司。同时，噶礼又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张伯行到任之后，不理政事，专门著书立说。更险恶的是，把刚刚发生的戴名世文字案与张伯行挂起钩来，说：“《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发行，身为江苏巡抚的张伯行能不知晓？进士方苞因为此书作序而遭连坐，张伯行与其素有来往，不肯逮捕治罪，可见张伯行是此案同谋。”噶礼命人将奏章星夜驰送京城，结果其奏章虽迟发五天，却先于张伯行的上疏到达了康熙帝的手中，妄图恶人先告状。

两人的奏章先后摆在了康熙帝的案头，康熙命噶、张二人同时停职审查，交由九卿会审。批示道：“噶礼才能有余，办事干练，而天性喜好无事生非。几次弹劾张伯行，我因张伯行操行为天下第一，不准。”“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大概要有一半地区受到他的盘剥。”康熙帝经过前几次之后，这一次看来是不想再袒护噶礼了，而是想保住张伯行这样的清官。九卿会审认为，噶礼与张伯行同时担任地方最高长官，互相弹劾有失体统，应同时撤职。但康熙却毅然下旨：“噶礼著革职，张伯行著革职留任。”此案最终了结，张伯行以他的清正廉洁赢得了康熙的信赖，而噶礼的惯用伎俩已经为康熙所看破。

恶人有恶报，噶礼的厄运终于来临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噶礼的母亲拦驾告御状，向康熙帝哭诉说：“我的亲生儿子噶礼令厨师下毒药，想把我毒死。”并说，“这是我的小儿子色尔奇与噶礼的儿子干都合谋干的。另外，噶礼将昌泰之子干太认为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妻子私自抚养。我丈夫普善在世时，将噶礼妻并干太赶出家门。昌泰聚集亲戚，拆毁我的房屋。噶礼家是有名的巨富大户，将妻子及亲密人等都迁到河西务居住。噶礼奸诈凶恶，请求典刑正法。”

如前所述，噶礼的母亲是康熙小时的乳母，康熙对其感情甚深，爱屋及乌，才有了之前对噶礼的多次提拔与关照。但这一次，听到噶礼竟然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康熙帝勃然大怒，不想再姑息养奸，要求刑部严查。刑部查案，一切属实。康熙令先将噶礼的两耳割去，以示惩戒。噶礼的母亲则要求将此逆子凌迟处死，刑部也定噶礼当处极刑。最后，康熙帝亲自裁定赐噶礼白绫自尽，妻子随葬，其他判决如刑部所定。一生狡诈蛮横的噶礼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但这一切都是其咎由自取。

传说噶礼在死前仍不甘心，买通了行刑的吏役，让他们在自己没有断气之前就将其取下放入棺材，然后伺机逃跑。到了半夜时分，监绞官突然听到棺材里有人说话：“人都走了，我看可以出来了。”监绞官很是奇怪，劈开了棺材，噶礼一下子跳了出来。旁边的史役们大惊失色，深怕事情败露后受到牵连，一拥而上杀死了他，然后装进棺材一齐烧了。噶礼一生机关算尽，踢死后仍想如何逃命，但最终仍未保住“卿卿性命”，连个全尸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