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教育事关家庭幸福、事关民族振兴，必须高度重视

女德教育事关家庭幸福、事关民族振兴，必须高度重视

一、古代女子教育的核心读本——《女四书》

（一）《女四书》的由来。 古代很注重对女子德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历朝陆续编撰了一系列女子专用教材，并自成体系，形成“女学”。

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一是多 。二是形式灵活多样，或纪传，如西汉刘向著《列女传》、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传》，为后世妇女树立贞顺节义、宽容去妒、循法守礼效法的榜样；或论说，如唐代长孙皇后编撰的《女则》，武则天召士人撰写的《古今内范》等；或图像、或格言，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如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闺范》。 三是针对性强。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

鉴于女学读本的种类繁杂、内容重复等情况，明天启四年(1624)，王相精选《女诫》、《女论语》、《内训》、 《女范捷录》四本书，加以笺注后合编为《闺阁女四书集注》；嗣後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讲述的是君子之道、修身之道、治国之道；《女四书》讲述的是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其重要性可与《四书》类比，故称《女四书》。

（二）《女四书》以女德教育为主要内容。《女四书》选东汉、唐和明朝三个时期的女教著作，既有代表性，又各有偏重。《女诫》是汉代班昭晚年写给女儿的私书，阐述女子婚后立身处世的道理和言行准则。核心是女子要柔顺。《女诫》“简要明肃，足为万世之规”，被后代奉为古代女子教育的经典。全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

《女论语》由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其妹宋若昭申释，详细规定了女子日常行为规范，核心是应该怎么做。今存《女论语》托名曹大家（班昭）而撰，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柔和、守节十二章。

《内训》由徐达长女、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於永乐二年(1404)编著。采辑“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封建品德的教诲，来教导宫中妇女。核心是作为皇帝的女人，该懂什么道理，该怎么做。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

《女范捷录》为明末儒家学者王相的母亲刘氏所作。宣扬古代“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事迹，称赞《女诫》、《内训》诸书，阐发封建伦理。分统论、後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三）《女四书》内容为何如此选配。 既然是《女四书》，王相当然从女性的著述中选定。女子教材本来大部分出自帝王后妃或才女之手，重臣名儒如刘向、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解缙、张居正等，虽也有此类著述，但都没有女性们写得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想必只有女人才更了解女人，更清楚从哪里下手来约束女人。

王相选《女诫》、《女论语》、《内训》、 《女范捷录》四本书，除了内容上的互补性外，大概对四位女作者也是情有独钟。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以身作则，其言足以服人。

班昭是西汉才女，丈夫曹世叔早亡，没有再嫁。除了奉诏续写哥哥班固没完成的《汉书》外，还被汉和帝召进宫里教女子们学习知识，朝野上下对她莫不毕恭毕敬，尊称她为“曹大家（音姑）”。后世范晔赞其“有节行法度”，徐钧诗云：”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操行美俱全。一编汉史何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可以说，班昭是难得的才德貌具备的“女子三不朽”者。

班昭

《女论语》的作者宋若莘，其宋氏五姐妹，为了做女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独身。宋若莘于贞元七年（791）被唐德宗诏入宫，封为“学士”。若莘死后，唐穆宗诏宋若昭入宫，掌管六宫文学，封为“外尚书”，同时，还教导诸皇子公主，被称为“先生”。

唐代宋氏姐妹

皇后关于女教的著述很多，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就著有《女则》，作为明代人的王相，当然要选择明成祖的皇后，又是忠臣良将之女徐皇后的作品。

仁孝文皇后徐氏

女皇武则天也曾颁布《烈女传》、《古今内范》等女学教材，但，武则天一女事父子二人，且篡夺李唐江山，养男宠，在王相看来，是没有资格入选《女四书》的。至于王相选取母亲的著述，一半是私心，一半是孝。

二、古代女子教育的特点

（一）从受教育的范围看，以贵族子女为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女子有条件、有必要接受全面系统地女德教育；而普通百姓的女子，除了唐宋时期稍有机会外，是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文盲是普遍现象，女德教育也以长辈的言传身教为主要途径。

（二）从教育形式看，以家庭教育为主 。 古代女子教育，除了宫廷设学堂，由专职教师教授嫔妃、宫女外，其余完全以家庭、私人教育为主。官宦世家的女子，一般由父兄或专门聘请老师传授。如才女班昭得益于其父班彪与兄长班固，蔡文姬则受教于父亲蔡邕，李清照受教于父亲李格非等。

（三）从教育目的看，为满足男权社会需要，主要培养女子的家庭角色——贞女烈妇、贤妻良母。东汉大儒蔡邕，是位称职的好父亲，他不但养，还重视教，专门给女儿蔡文姬写了一篇《女训》，用女孩子平常的梳妆打扮，来类比修心：“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共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班昭在《女诫》中，论述了女子婚前教育的重要性。她认为：“但上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族”。即女孩子在娘家时就要学“妇礼”，不然，丢人丢到婆家，那是有辱门风的大事。

唐代郎侯莫陈邈之妻郑氏，因侄女策为永王妃，就假曹大家之言，模仿《孝经》为侄女写了十八章的《女孝经》，对侄女系统讲述了后妃、夫人、邦君妻和庶人妻应该如何行孝，详细说明了女子应该如何侍奉公婆、治理家庭、修养德行、劝谏丈夫、教导子女等。 对之女寄托了如何做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的期望。

《女四书》中，有大量的篇章，具体的标准来塑造女性贞女烈妇、贤妻良母的家庭形象。

（四）从教育内容看，以女德教育为主。

1、思想教育。男尊女卑思想。班昭在《女诫》的《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当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她认为女人天性卑弱，必须依靠丈夫，应“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

夫妻之间男主外，女主内。《女范捷录》在“统论”篇中提出：“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

女子贞操观。明代《内训》 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这一对女子的单向约束的观念，明代后成为扼杀女性幸福的主流意识，危害极大。

2、女德教育。女子“三从”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家庭教育内容围绕“四德”（德言容功）展开。在班昭看来：“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齐音斋），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在《女范捷录》的十篇里，有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四篇论述女德。强调德不配位的危害：“故无贤而名昌，是谓积殃；德小而位大，是谓婴害。”

3、行为规范教育。唐朝《女论语》详细制定了女性的仪则规范， 如《立身》篇中指出：“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贞节，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属，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4、生活技能（家政）教育——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女论语》在《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女工。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从此，厨房里、织布机上、家畜栏前、庄稼地里，自早到晚，一直是女性忙碌的身影。以至于到今天，孩子到家先找母亲，母亲在哪哪就是家。

5、智育和文化艺术教育。古代女子的学校教育出现比较晚，大体在大唐之后，或局限在少数人，或局限在私学的启蒙教育。宋代对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新认识，为女子入学提供了可能。如司马光说：“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朱熹有言：“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

隋唐科举制度带动私塾的兴盛，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提供了新机会、新场所。私塾教育丰富了女子教育的内容，开阔了女子的视野。私塾的启蒙教育和世族大户的家庭文化艺术教育，使宋朝涌现了如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等杰出女性 。宋人陈师道曾感叹道：“从昔婵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诗。”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宗师李贽，首开私立女子文化艺术高等教育之门，开始招收女弟子；明末清初的诗坛盟主钱谦益也公开收女弟子，并娶得意弟子柳如是为妻；清中叶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袁枚，44岁辞县令开堂授课，收了二十多位女弟子。赵翼评其：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袁老先生对培养的女弟子，颇为得意，特编辑出版《随园女弟子诗选》。女弟子席佩兰在《贺随园夫子八十寿诗原韵》诗中，也对老师盛赞一番：独占文坛翰墨筵，九州才子让公先。曾游阆苑真名士，爱入花丛老少年。万里去看山不厌，一生除与酒无缘。古来谁似先生达？三十休官白乐天。

清代女子崇尚读书、作诗。林黛玉十来岁就已读过《四书》，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们，如宝钗、湘云乃至香菱都会写诗！《红楼梦》中描写的菊花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学活动的生动写照。

大观园里的才女

1908年，清政府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是第一所由政府开办的女子公学。

三、古代女子教育的可悲之处

（一）丧失女性独立人格，女子只能过着单调的、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夫尊妻卑”来自于“三纲”之“夫为妻纲”，“夫为妻纲”又扩大化为“男尊女卑”。“男尊女卑”这一两性人格不平等的思想，贯穿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至少结出了两个恶果。一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表现在方方面面。如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叫弄瓦之喜；传皇位、王位、家业、秘籍、秘方等，都是传男不传女；有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女孩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有女没男叫绝户头；家谱续男不续女；女孩不上餐桌；古代没有避孕措施，女孩生多了，要么送人，要么溺死，宋代的苏东坡在黄州，就同当地活埋女婴陋习进行过斗争；老百姓遇见灾荒年，往往卖掉女孩；女孩子的文化教育往往被忽略等等。

另一个恶果是培养出了“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表现的舞台在家庭，对象是老婆。比如大小事都由男的说了算，妻子没有决定权、发言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男人永远是对的，妻子永远是错的；男人是主，可以不做家务、不照看孩子，习惯坐享其成；妻子是仆，应该包揽一切家务，在外面受了气，受了委屈，妻子成了出气筒；在外面，他对妻子大呼小叫，来维护他的男人“尊严”，妻子只能忍气吞声；他霸道地要求妻子对他好，自己却不付出；他自己有外遇，却不允许自己妻子与任何男人有正当来往等等。

（二）扼杀女性聪明才智。在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封建社会长期拒女子于学门之外，困女子于三尺锅台，极大的扼杀了女性的聪明才智，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即使如此，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仍然出现了一系列杰出女性。既有班昭、卓文君、李清照、上官婉等才女，也有花木兰、梁红玉、平阳公主、唐赛儿、秦良玉、冯婉贞等驰骋疆场的女英雄。她们以令人叹服的才能，赢得了男人世界的尊重。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叶适说：“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南宋理学家谢希孟羡慕道：“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北宋诗人陈师道赞道：“从昔婵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诗。”

明朝李贽通过教女弟子，对女性有了新认识，尤其对“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进行了批判 ：“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康有为也毫不吝啬地、如数家珍地对历史上”巾帼“给与盛赞：“以敬姜之德、班昭之学、秦良玉之勇毅、辛宪英之清识、李易安之词章、宋若宪之经术，列于须眉男子中，亦属凤毛鳞角。”

（三）剥夺参与社会的权力。 古代贵族女子提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贵族女子缠裹脚有关。她们不出门在家学习琴棋书画、学女红、学礼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出门做事很正常，打理小店、做小生意、做女红贴补家用也很常见。唐代女性有一定的社会交际空间，可见“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宋代女子更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但也仅限于此。如女皇治国、太后听证则是特殊人物特殊情况特使时期的特殊现象。

（四）“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剥夺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力，甚至剥夺女性生命。明代之前，并没有严格的贞操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东汉才女蔡文姬一生三嫁，也没有人轻贱之；三国曹操娶了好多寡妇；唐代妇女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少女私结情好，寡妇改嫁，甚至已婚女子离婚另觅情侣之事屡见不鲜；北宋范仲淹的母亲，就是在丈夫死后因家贫而改嫁朱氏，范仲淹在其《义庄田约》中规定寡妇再嫁也要给予费用，他的儿子纯祜早死，后来他把儿媳嫁给了他的学生，死了妻子的王陶。南宋陆游也是离婚再娶，前妻唐琬改嫁赵士诚等，是正常现象。

明代推崇女子的贞操观：女子在婚前要“守童贞”，不能有性行为；婚后夫在时，不和配偶以外的人有性关系，称之为“守贞”，夫死终身守寡叫“守节”，均为女子贞洁的表现。明太祖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就规定将士的遗孀不准再嫁。1368年，朱元璋下达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嘉奖贞节的特别命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从红楼梦《好了歌》“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看，显然寡妇再嫁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随着清政府对虚岁30以前守寡女子继续给予旌表，贞操观逐渐成为女人的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据董家遵对《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资料统计，由周至五代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仅 92 人，宋代增至 152 人，元代增至 359 人，明代三百年间贞节烈女的人数，井喷般猛增到 27141 人。但比起清代来，明代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清代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竟高达 100 万人，妇女获得旌表成为一种宗教性风潮。

最残忍的是皇家殉葬制度。宫人为了贞节而殉葬，历史悠久，各朝不一，时断时续。到明、清两代又开始实行，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为明成祖朱棣殉葬的有三十余人。

明朝周王朱有炖死，明英宗指示说：“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可惜英宗的指示未到，王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等七人已从死殉葬。明英宗临终遗命：“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自英宗开始，明朝皇室再无人殉葬。明英宗虽然不忍宫人殉葬，但他还是对从殉的宫人给予表彰，认为她们是忠贞、刚烈、顺从的。追赐封号的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微称，以彰节行。”英宗给为周王朱有炖殉葬的王妃封号“贞烈”，夫人的封号是“贞顺”。

清廷前期宫人殉葬也很普遍，至康熙朝彻底终止。

四、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的启示

（一）古代女子教育，虽然多有可悲、可叹、可恨之处，客观讲也并非一无是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女德教育，融入到了中华女子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华女子体贴、善良、忠贞、爱心、坚强 、忍耐 、本分、内敛等传统美德；也赢得了诸如冰清玉洁、勤俭持家、温柔敦厚、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巾帼须眉、蕙质兰心的赞扬；涌现了一代代的好女儿、贤内助、好儿媳、好母亲。特别是中华女子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品质，恐怕让外表强大、内心脆弱的男人都自愧不如。中华女子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才。每个伟大人物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如孔母、孟母、徐庶之母、欧阳修之母、苏轼之母、岳飞之母、海瑞之母、顾炎武之母等等；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因而，对古代女子教育、对《女四书》也不能全盘否定，应批判地吸取精华地成分。

（二）继承对女子家庭教育的好传统，不能把女子教育都推给社会。家庭教育利于早教。古代社会提倡早教，《女范捷录》“幼而不教，长而失礼。”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担负着不可忽视的教育功能。 家庭为人生最初学校，父母为子女之第一任教师。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还有人说，找媳妇先看丈母娘。都在不同程度表明家庭教育的重要。尤其在当今孩子早早就住校的情况下 ，更不能忽视家庭教育。因为你没有尽到家长的教育责任，孩子进入社会，自然有人替你教育，不过教育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继续重视女德尤其是女性角色教育。占了人类一半的女子，在家庭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儿媳等多种角色，对人种优化、社会进步和家庭和谐幸福，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流行的“好女人幸福三代人”的说法，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对女性寄予乐乐更高的期望。

传统女子教育以“女德”为首。解放后，女子“德言容功”四德教育，作为封建遗毒被批判被全盘否定，几乎被“女容”一德所替代。随着现代女子走向社会，加强了职业道德和职业礼仪教育，而对于女人家庭角色教育，多局限在言传身教，这与女性角色的肩负的使命是不匹配的。